复金汇并购研究院院长，中国电子企业协会副会长，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专家成员，中信智库特约专家，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副会长。
陈文麒：
中国银行原供应链金融专家
看到Manus被美资跨国公司收购，我们的心情很复杂。既为中国土地上能够培育出世界一流的AI软件而自豪，又为他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结局而纠结。
回过来审视自己的不足，就会发现，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竞争中，如果说我们的硬件发展受制于投资缺乏、积累不够、装备不足、工艺不良、材料不精等战略性限制，我国的软件行业受这些限制则较少，完全可以发挥我们的人才优势，换道超车取得世界级的成绩。
历史上，国产软件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方面，步伐也确实远快于其他领域。
似乎，只要突破硬件，什么造出光刻机啥的，就可以突破瓶颈，雄视天下。
然而，近年来的科技突破之后，总会发现我们软件跟不上趟，成了短板。
不用说我们的系统软件发展不如人意了。芯片设计飞速赶上来，发现国产EDA设计软件不好使；先进芯片制造突破了，发现应用软件生态不如英伟达CUDA......
一件事出问题，也许是偶发，反复出同类问题，就不得不审视我们的体制机制和社会文化环境了。
毋庸讳言，我们的软件行业，在电子信息产业大发展的时代，反而生存极其艰难。
国内用户企业对软件付费意愿低、定制化需求泛滥、逼迫软件企业自相残杀打价格战。超过40%的上市软件企业，包括用友、金蝶等头部软件企业连年亏损，行业平均净利润率仅2%。独角兽企业从SaaS订阅模式退回到项目外包模式，融资规模一跌再跌。出现行业虽然高速增长，利润却急剧滑坡的现象......
1.不买知识买劳力。软件行业早期的盗版文化，开始反噬行业。当今名震一方的互联网大佬，无论是搞软件的还是用软件的，其本人早期经历都和卖盗版光盘、卖破解版软件脱不开关系。这种经历形成的基本价值观，造成了不尊重知识，更不愿意购买知识，宁愿去抄、去偷的风气。
消费互联网免费逻辑蔓延至企业端。甲方用户普遍认为“软件=免费服务”，把软件的价值等同于程序员工资的价值。定价逻辑从“价值导向”退化为“人头计费”，宁愿花钱雇佣外包团队，也不愿为成熟系统付费。
这种人头计费法，不但是把对知识价值的购买转化为购买劳动力，购买码农的劳动时间，而且在实践中以招标为名，比价购买，价低者得。其实质，变成了逼迫知识的拥有者在市场上拍卖自己的劳动力，而且是以价低者得的方式，逼迫知识自相残杀的“荷兰式拍卖”。
而荷兰式拍卖的弊端早有定论，它很容易导致买家合谋，完全不适合非同质化的知识含量高的个性化产品。
多说一句，把购买知识的活动，转变成购买劳动时间，然后逼迫知识输出者自相残杀的做法，并不只发生在软件行业，而是广泛发生在科研文化教育等领域，日益蔓延愈演愈烈的恶劣风气。短期看，这样搞可以为甲方省钱，然而，从长期看，一定会产生扼杀全社会创新能力的恶果。
2.开源省力走捷径。开源技术（如Kafka、PostgreSQL）本是降低行业门槛的创新加速器，但甲方要省钱，乙方想省力，两个诉求的矢量合成就指向利用开源技术降低开发成本，自然而然地导致产品高度同质化，简单化。软件企业不再比拼技术内核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，转而“拼装廉价开源积木”，赚取微薄利润。
只有少数在开源无法覆盖的极端场景（如金融级稳定性、微秒级性能）找饭辙的厂商，可以逃出这个怪圈。
3.制度绞杀雪上加霜。央国企和政府机关的招投标制度中，隐含着的核心理念是“合规优先于价值”。这种理念被包上程序正义的外壳之后，最低价中标就自然而然成为潜规则。比拼技术和技术创新者必败，唯有玩价格战的七伤拳才有可能幸存。
最近，为加强数据科技方向建设，央国企大量设立数科公司，目前已经超过500家之多。
这些数科公司的设立，原意是对内整合内部数据，发挥合力；对外把特有技术和知识产品化对外输出。
这当然就意味着统合管理本机构的全部数据和方法，包括对外合作。掌握唯一接口，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，这就涌现了寻租机会。毕竟卖知识，卖方法赚钱，哪里比得上收过路费简单？
很快，凭借内部行政权力垄断项目入口，以“总包管理费”等名义收过路费截留利润，把自己本该做的事外包，逼迫外部厂商陷入“低预算、高成本”的交付陷阱，就成了他们的通行玩法。如不及时制止，必将愈演愈烈。
4.新技术大浪淘沙。最后，是软件行业必须应对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化，主动改进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。最明显的就是应对人工智能对软件业自身的冲击。
最近，AI初创公司Anthropico宣布其工具Claude Code能够自动化改造COBOL语言。消息甫出，靠这门功夫吃银行饭的IBM股价单日暴跌13%，创2000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，市值蒸发310亿美元。
这就意味着即使在知识交易比较稳定规范的西方发达国家，软件咨询业也面临着自身革命的冲击，不创新发展，不迎难而上，没准崩盘就在一瞬间。
人工智能编程技术必将大幅降低软件开发成本，终结“靠代码工时赚钱”的模式，更打破了“一招鲜吃遍天”的美梦，软件行业的传统经营模式很可能已经迎来终结。
但是，危中藏机，如果及时拥抱AI工具，利用新方法改造巨大的存量软件市场，提供标准化、可组合的核心业务模块，也许就是新的蓝海开端。
总之，软件行业在中国的发展，面临着社会文化、体制机制、新兴技术等多方面的压力，非常艰难。Manus在中国卖不上价，并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我们不识货。
具体到对Manus事件的总结与建议,我们的看法，主要有四点：
第一，Manus将其注册地转移至新加坡，其基本考虑是合规、靠近海外客户。这是正常的商业逻辑和企业发展需要，企业发展的必然，没有刻意“出逃”。
第二，需要警惕的是，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，斗争空前激烈的现在，再普通的企业行为都有可能被贴上政治标签，包装成政治行动，从而成为国际斗争的武器和讨价还价的砝码。
Meta收购Manus，目前看是纯商业行为。但以Meta及其掌门人扎克伯格在美国政经两界的影响力，很有可能导致美国高科技企业食髓知味，跟风来华挖走优秀项目和优秀人才。甚至不排除未来美国将其变成国家政策，有计划地收割中国高科技项目，或者以虚假高价搅乱技术市场。
毕竟收购的好，就发展了美国，消减了中国，此长彼消；中国如果强行制止，引发怨言，那也搞乱了中国，效费比很高。
就我国企业和创业者而言，这次Meta对Manus20亿美元的收购价，可能诱发一些企业刻意出走。
这里我们要警示有追寻高估值想法的朋友，美国的高估值背后，隐藏着许多内幕操作的陷阱，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美好，承诺你的，你未必拿得到。
至于为了合规而寻求海外发展的朋友，我们建议你跟着客户需求走，而不是为了合规甚至逃避关税出海。因为客户需求是客观存在，而规则是可以改的，特别是美国的规则。它一日三变都有可能，今天为了合规跑到一个地方，明天可能就面临新的制裁，被它牵着鼻子疲于奔命，会拖死自己。
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建设者不仅仅是中国本土企业，还有大量的外国技术专家和外国企业来华兴业，寻求发展。2025年，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加150%，占全国FDI比重34.7%，而且外资已经从传统的来华设立生产基地，转变为设立研发中心和参与前沿技术生态共建。中国正在成为跨国公司全球高科技研发的核心节点。
这些公司在中国研发技术，最终为全球服务，如果在中国取得的技术成果不能顺畅推广到全球，企业就形不成商业逻辑闭环。
因此，虽然有舆论呼吁政府限制Manus类型的海外发展，但随意粗暴干涉会形成恶劣先例，影响国家形象，还会让海外先进技术不敢来中国发展，对我们自身发展不利。相关政策的制订还得要十分慎重才是。
第四，严厉控制和打击高科技企业海外并购不符合中国国策。2018年我们就进入改革开放第二阶段，从商品和经济开放转向制度规则开放。中央既定政策是打造全球科技高地，让科技向海外溢出，为人类做贡献。这不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，也是经济规律的必然——没有用户就没法摊销开发成本，不兼容全球就会被封到自闭。关起门来当不了老大，要做全球老大才能长久。
具体说，信息技术领域，中国已经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先进技术体系。
下一个目标，就是依托全球最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，输出中国标准，在全球建设以中国技术为基础的全球技术体系，实现中国为基底的中美欧技术栈共线。
Manus走出去固然有可惜之处，但它在公司注册地和产品走出去的同时，作为在中国成长起来的企业，事实上也在推行中国标准，推广中国技术。从科技战略角度，是好事而不是坏事。
所以，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改变体制机制，优化国内投资和营商环境，让企业在国内能更好发展。比如改革投资考核制度，尤其是国有资本对高科技企业的估值方法；推动知识收费市场建设，规范互联网生态，打击“付费陷阱”，让用户愿意为知识付费，让企业能通过合规经营获得收益。现在携程反垄断大家拍手叫好，未来互联网大厂的反垄断也可以提上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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